美情报高官突然自曝家丑：美国数万亿美元砸出的“敌人”比盟友还多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最近在巴林的一场国际安全峰会上丢下一枚“外交炸弹”，公开承认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热衷于推翻别国政权，然后把美国制度强加于人。 她坦言这种模式“适得其反”，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导致无数人丧生，最终却制造出更大的安全威胁，收获的“敌人远多于盟友”。

这番坦白出自美国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之口，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哗然。 毕竟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耗资超过8万亿美元，并直接导致超过90万平民死亡。 而结果呢？ 阿富汗战争20年后，美军撤离时塔利班迅速夺权；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ISIS等恐怖势力趁虚而入。 美国似乎陷入了一个“推翻政权—强加制度—持续干预”的恶性循环。

加巴德的表态被不少分析人士视为美国对其干预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她发表这番讲话的同时，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以打击毒品走私为名，击沉了至少10艘委内瑞拉船只。 《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政府官员私下明确表示，其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将马杜罗政府赶下台。 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让人不得不怀疑美国所谓的“政策转变”究竟有多少诚意。

回顾历史，美国的政权更迭操作可谓源远流长。 1823年“门罗宣言”出台后，美国就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家“后院”，通过军事介入、扶持反对派、经济制裁等手段，频繁干涉拉美国家内政。 1947年至1989年间，美国共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又在中东欧、中亚、中东等地煽动“颜色革命”，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

这些行动往往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结果却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200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导致约20万至25万平民死亡，随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势坐大。 在叙利亚，美国的干预引发持续内战；在利比亚，北约军事干预后国家陷入长期分裂。

更讽刺的是，美国常常陷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困境。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基地组织。 这一组织原本在美国支持下用于对抗苏联，后来却调转枪口对准美国，酿成“9·11”恐怖袭击。 塔利班同样曾是美国的扶持对象，用于对抗北方联盟，最终双方反目成仇。 而ISIS的崛起，更是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产生的“副产品”。

加巴德在讲话中试图描绘美国政策转向的图景，提出所谓“共同维和”概念，声称美国将转向通过外交渠道、国际机制与区域伙伴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但国际社会对这一表态普遍持怀疑态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新型干预主义”，尽管削减了直接军事干预，却通过施压他国调整经济政策等方式，继续干涉别国内政。

这种新型干预主义体现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广泛干涉中。据报道，美国政府最近对巴西、印度、以色列和阿根廷等国的内政都发表过言论，甚至采取行动。 在越来越多案例中，美国的干预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如影响他国选举等核心政治法律程序、左右他国领导人或其主要政治对手的政治命运。

加巴德本人作为国家情报总监的角色也充满矛盾。 她曾承诺要整顿美国情报机构，防止其滥用情报挑起战争，但上任后却与特朗普总统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产生明显分歧。 有报道称，特朗普甚至考虑过撤销她的职位。 这种内部矛盾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混乱与不确定。

美国对外干预的历史代价令人触目惊心。 除了数万亿美元的直接开支和大量平民伤亡外，美国的军事干预还在全球制造了至少3700万难民。 2012年以来，仅叙利亚难民数量就增加了10倍。 2016年至2019年期间，叙利亚有记载死于战乱的平民达33584人，其中美国领导的联军轰炸致死3833人，半数是妇女和儿童。

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 共4.7万名阿富汗平民以及6.6万至6.9万名与“9·11”事件无关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在美军行动中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而在2021年“喀布尔大溃败”后，美国却宣布冻结阿富汗央行约95亿美元资产，这一行为被广泛批评为“赤裸裸的掠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巴德在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同时，其领导的情报机构本身也深陷政治化争议。她曾指出美国情报界已被“深层政府”势力渗透，这些势力热衷于将自身的党派政治观点“掺杂”进情报产品中。 为应对这一问题，加巴德取消了37名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的安全许可，指控他们歪曲情报并将其政治化。

美国对外干预的传统能否真正改变，还是如许多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只会在形式上进行调整而非实质性转变，仍有待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国际社会对美国“改弦更张”的承诺普遍持谨慎态度，更多人将其视为旧有霸权逻辑的包装升级，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