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封寄往中南海的特殊家书

1949年夏末，北平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万千头绪中，一封来自香港的私人信件被加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信封上的字迹苍劲有力，透着军人特有的风骨，但笔锋在收尾处却微微颤抖，显露出写信人内心的不平静。

署名是“卫立煌”。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拆开了这封信。信纸不厚，承载的情感却重逾千斤。信中，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姿态放得极低，字里行间满是恳切与无奈：

“润之我兄：

暌违多年，世事浮沉，恍如隔世。今我栖身香江，前途未卜，本无颜面向我兄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迈，独居合肥老家，日夜悬念，寝食难安。合肥今已解放，我虽不能亲奉汤药，拳拳孝心，时刻挂怀。

回想抗战烽火岁月，你我两党虽有政见之别，然于民族大义之前，曾并肩抗敌，情分尚在。尤其忻口一役，得贵军鼎力相助，立煌至今感念。

斗胆以此旧情，恳请润之我兄，能在百忙之中稍加过问，关照家母一二，使其晚年得一安稳。若能如此，立煌纵使身在天涯，亦感激不尽。

弟 卫立煌 顿首”

毛泽东读完信，沉默了许久。他指间的香烟燃尽了长长一截烟灰，却没有弹落。

他仿佛透过这封信，看到了那个在抗日战场上英姿勃发，却在解放战争中进退失据，最终流落异乡的复杂身影。

他想起了1938年延安窑洞外那个寒冷的夜晚，以及那件自己亲手为卫立煌披上的中山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毛泽东喃喃自语。他随即拿起笔，亲自拟定电报，发往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卫立煌家母尚在合肥，请予妥善安置，予以生活上之照顾，勿使其感到困难。此为统战工作，务必办好。”

这封信，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之门。卫立煌为何会在开国大典前夕，向自己昔日的“对手”写下这样一封近乎托孤的信？这一切，还要从一年前那个肃杀的深秋说起。

第一章：沈阳孤城，将军的末路悲歌

1948年10月的沈阳，秋意已深，寒意刺骨。北风像无家可归的野狗，卷着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煤灰和街头散落的枯叶，在城市的每一条巷弄里疯狂打转。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院子里，卫兵的口令声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卫立煌身着笔挺的将官呢服，双手背在身后，站在二楼司令部的巨幅玻璃窗前，神情凝重地俯瞰着楼下操场上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士兵。

这些士兵大多是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脸上还带着东北庄稼汉的淳朴与茫然。

他们手中的美式步枪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但这光芒却无法照亮他们眼神深处的疲惫与恐惧。战争的阴影，如同沈阳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总座，南京特急电。”副官陈铁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他双手捧着一份电报，快步走到卫立煌身后，封皮上“蒋中正”三个字的亲笔签名龙飞凤舞，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压迫感。

卫立煌缓缓转过身，接过电报。他没有立刻拆开，只是用手指摩挲着封皮，他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这几天，这样的电报雪片般从南京飞来，内容无一例外。他撕开信封，目光迅速扫过电文，嘴角不由自主地浮起一丝冰冷的苦笑。

“呵，又是催我亲率沈阳主力，即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他将电报纸“啪”地一声拍在宽大的作战地图上，动作之大，震得桌角的砚台都跳了一下。

饱含墨汁的笔洗随之倾倒，乌黑的墨汁泼洒而出，在地图上迅速晕开，不偏不倚，正好将“锦州”这个让他心力交瘁的地名完全覆盖，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

剿总参谋长赵家骧闻声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总座，这次委座是真的动怒了。电报里措辞严厉，说您‘行动迟缓，坐视友军被围，是为通敌’，甚至……甚至说您‘被林彪吓破了胆’。”

“吓破了胆？”卫立煌猛地转身，腰间的指挥刀刀鞘撞在红木桌角，发出一声沉闷而清脆的撞击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响。“他懂什么！他坐在南京的安乐窝里，对着地图指手画脚，他知道辽西走廊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卫立煌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指挥棒，重重地戳在地图上塔山、黑山一线。“林彪在塔山、黑山一线布下了超过十万人的阻击部队，挖了三道防线，把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口袋！我们现在把沈阳的主力拉出去，不是去解围，是去送死！是把东北最后的本钱，亲手送到林彪的口袋里去！”

他指着地图上那条被墨迹污染的北宁线，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锦州，是东北的咽喉，没错！但现在咽喉已经被掐住了，范汉杰的十万大军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要做的是巩固沈阳，依托长春，南北呼应，把林彪拖在辽西，让他消化不良！而不是现在冲上去，被他一口吃掉！锦州失守是早晚的事，但只要沈阳主力在，东北就在！主力要是没了，东北就彻底完了！”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充满了战略家的清醒与无奈。然而，在千里之外的南京，这番苦心孤诣的分析，被解读为怯战和抗命。

那天深夜，南京黄埔路官邸的书房里，灯火通明。蒋介石握着电话听筒，青筋在额角突突直跳，声音里压抑着火山爆发前的怒火：“俊如（卫立煌字），你是不是要抗命到底？我命令你，立刻出兵！这是命令！”

电话另一头，卫立煌站在窗前，沈阳城的灯火在寒夜中稀稀拉拉，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他握着冰冷的话筒，手背上的青筋同样暴起：“委员长，恕难从命！这不是抗命，这是为党国保留最后一点元气！共军现在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放肆！”电话那头传来蒋介石的雷霆之怒，“我再问你一遍，你出不出兵？锦州若失，你就是千古罪人！我必将你军法从事！”

“委员长……”卫立煌还想解释，但电话那头已经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他颓然地挂了电话，沉重地靠在椅背上，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像是在为这座孤城倒计时。

他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块老旧的怀表，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亲手赠予他的。表盖上有一道明显的划痕，那是1937年忻口会战时，日军的弹片擦过的痕迹。

他轻轻打开表盖，看着里面仍在精准走动的指针，仿佛看到了孙先生那双充满期许的眼睛。“先生，您说，这仗到底该怎么打？”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迷茫和凄凉。他一生戎马，从北伐名将到抗日英雄，何曾像今天这样，被自己人逼到如此绝境。

几天后，锦州失守的消息如同丧钟，敲响在沈阳“剿总”的每一个角落。卫立煌正在指挥所里研究最新的战报，一名参谋神色慌张、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甚至忘了行礼：“总座，锦州……锦州在31个小时前……已经……丢了！范汉杰司令官被俘！”

卫立煌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落在地，墨水在文件上晕开一片狼藉。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惊慌，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一尊雕像。良久，他才缓缓吐出几个字：“沈阳，守不住了。”

他转过身，对一直侍立在旁的副官陈铁说：“准备飞机，去北平。这里，交给第九兵团的廖耀湘吧，希望他……能听我的，从营口撤退。”

然而他心中清楚，廖耀湘同样会收到来自南京的命令，命令他西进夺回锦州。东北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当卫立煌的专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早已在寒风中等候。

看到卫立煌走下舷梯，傅作义快步上前，把他拉到一边，神情复杂地低声说：“俊如兄，你这次恐怕难逃追责。蒋先生的脾气，你比我清楚。东北失守的责任，总要有人来背。”

卫立煌望着远处北平巍峨的城墙，灰色的砖石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

他想起了十一年前，在忻口指挥台儿庄大捷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会战，那时他和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并肩抗敌，何等意气风发。谁能想到，十一年后，他会落到这般田地。

“宜生（傅作义字），”他苦笑着拍了拍傅作义的肩膀，“你我这些人，说到底，终究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罢了。棋手的输赢，却要棋子来承担。”

果不其然，随着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的惨败告终，卫立煌成了头号替罪羊。

1949年初，他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名为述职，实为软禁。当冰冷的手铐“咔哒”一声锁住他的手腕时，他没有挣扎，只是平静地望着眼前那些神情紧张的军统特务，忽然笑了，笑声中带着无尽的苍凉：“想当年，我在缅甸的丛林里，带着弟兄们追着日本鬼子打，九死一生。没想到今天，却被自己人像犯人一样抓起来。”

第二章：金陵囚笼，风雨夜的逃亡

南京，玄武湖畔的一座西式小洋楼，成了卫立煌的囚笼。这里环境清幽，风景秀丽，但在卫立煌眼中，再美的景色也与监狱无异。

院墙外，军统特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在院子的角落里架起了轻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着这栋小楼。他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这方寸之间的院落。

软禁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难熬。身体上的禁锢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却如附骨之疽。

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将他描绘成“通共”、“怯战”的罪魁祸首的文章。昔日的同僚故旧，避之唯恐不及。他成了一座孤岛。

只有妻子韩权华，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给予他无言的慰藉。韩权华出身名门，知书达理，见惯了宦海沉浮。她每天为卫立煌准备可口的饭菜，陪他在院子里散步，夜晚则为他读报解闷。

一个清冷的深夜，月光如水银泻地，洒在院中的草坪上。卫立煌站在二楼的窗前，望着天边那轮残月，久久不语。韩权华从身后为他披上一件外衣，轻声说：“夜深了，风大，当心着凉。”

卫立煌回过头，握住妻子的手，眼中流露出一丝罕见的脆弱：“权华，你说，当年在延安，毛泽东诚心留我，我要是当初就留在那里，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

韩权华轻轻握紧他的手，柔声安慰道：“历史没有如果。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在当时都是你认为最正确的。别想了，时局变化这么快，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或者说机会，终于在1949年4月悄然而至。

随着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力主与中共和谈。南京城内一度混乱的局势，以及李宗仁对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清洗，使得看守卫立煌的军统特务们人心惶惶，看管也日渐松懈。

一直在暗中为营救卫立煌奔走的旧部，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整个南京城都笼罩在哗哗的雨声和滚滚的雷声之中。这样的天气，是逃亡的天然屏障。

深夜，接应的人化装成水电修理工，敲开了小楼的后门。卫立煌早已在韩权华的帮助下，换上了一身朴素的商人行头——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斗笠。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囚禁了他数月的地方，没有丝毫留恋，拉着韩权华的手，跟着接应的人，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

雨下得极大，豆大的雨点砸在斗笠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小巷中穿行，雨水很快湿透了他们的衣衫。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路灯在风雨中摇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每一次远处传来的汽车声，都让他们心头一紧。

终于，他们上了一辆预先等候的黑色轿车。汽车在雨幕中疾驰，将那座囚笼远远地甩在身后。当火车缓缓驶出南京站的站台时，卫立煌才稍稍松了口气。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在雨夜中模糊不清的城市灯火，心中五味杂陈。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是他效忠了半生的地方，如今却要以这种方式仓皇辞别。

“再见了，南京。”他轻声说，仿佛在告别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再见了，蒋先生。”

火车一路向南，最终，他们辗转抵达了当时尚属英国管治的香港。

第三章：香江浮萍，从上将到“普通人”

香港的夏天，湿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中弥漫着海水、鱼腥和各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对于从北方来的卫立煌夫妇而言，这种气候尤其难熬。他们租住在九龙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昔日门庭若市的卫公馆，变成了眼前这不足三十平米的一室一厅。

英雄末路，最先感受到的便是生活的窘迫。他们从南京逃出时，行色匆匆，并未携带多少金银。坐吃山空的日子没过多久，生活便陷入了困境。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手握亿万军费的上将，如今却要为一日三餐而发愁。

一天下午，卫立煌换上一件褪了色的长衫，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尽管衣着寒酸，但那份军人的挺拔气度依然存在。他走进一家位于街角的当铺，柜台高高在上，掌柜的坐在里面，懒洋洋地打着算盘。

卫立煌从怀里掏出那块孙中山先生所赠的金壳怀表，小心翼翼地放在铺着红色绒布的柜台上，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老板，这块表，想当五百港币。”

掌柜的拿起怀表，取出放大镜，对着光线仔细端详了半天，点了点头：“嗯，瑞士名厂的货，金壳，机芯也不错。不过嘛，现在时局不稳，兵荒马乱的，这种东西不好出手。最多给你三百。”

“三百？”卫立煌皱起了眉头，这块表对他意义非凡，若非万不得已，他绝不会拿出来。三百港币，实在太低了。

他正想开口争辩几句，当铺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几个穿着时髦西装、一看就非富即贵的男人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年轻人无意中瞥了卫立煌一眼，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震惊，他失声惊呼：“您……您是卫总司令？”

卫立煌心里猛地一沉，如同被一块巨石砸中。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赶紧压低帽檐，用浓重的安徽乡音含糊地回应：“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是做南北药材生意的。”说完，他不再计较价格，抓起柜台上的三百港币，转身就往外快步走去。背后，还传来那个年轻人和掌柜的嘀咕声：“怎么会认错，绝对是卫立煌将军……”

回到狭小的住处，韩权华正在灯下缝补一件旧衣服。看到丈夫脸色苍白，神情慌张，忙放下手中的针线，迎上来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被人认出来了。”卫立煌摘下帽子，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不知是热的还是惊的。“以后，我们尽量少出门，尤其不要去人多的地方。香港鱼龙混杂，国民党的特务到处都是。”

这次遭遇，让他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他们不仅要面对贫困，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台湾的监视和可能的暗杀。

屋漏偏逢连夜雨。韩权华希望尽快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却轻信了一个自称有门路、可以低价代购黄金的同乡商人。

她将家里仅存的最后一点积蓄，加上当掉怀表的钱，全部投了进去。结果，那个所谓的“同乡”拿到钱后，便人间蒸发，再无踪影。

当意识到被骗时，韩权华崩溃了，她伏在桌上失声痛哭：“俊如，我对不起你……我把我们最后的钱都弄丢了……”

卫立煌看着妻子悲痛欲绝的样子，心中虽然也充满了失望和苦涩，但他没有一句责备。他走过去，轻轻拍着妻子的肩膀，长叹一口气：“算了，破财免灾吧。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人没事就好。”他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几个行迹可疑、戴着墨镜的身影在街角一闪而过。“反正，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那段日子，是卫立煌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为了避人耳目，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混迹在龙蛇混杂的平民茶楼里，一坐就是半天，只点一壶最便宜的茶。

有一次，他在茶楼里偶遇了一位曾在自己麾下任职的团长。那位旧部看到他如今的模样，又惊又悲，刚要起身敬礼，被卫立煌一个严厉的眼色制止了。

两人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用几乎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交谈。

“总座，您……您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旧部眼圈泛红，声音哽咽。

卫立煌苦笑了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粗劣的茶水：“这不也挺好吗？不用再为打打杀杀的事情烦心了。”他指了指窗外那些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市民，“你看那些老百姓，虽然生活清贫，但活得踏实，不用担心明天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

就在卫立煌几乎陷入绝望之际，一缕曙光从北方传来。1954年秋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邮戳来自广州的信。他疑惑地拆开，只见信纸上是几行熟悉而刚劲的毛笔字：“俊如先生：别来无恙？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 周恩来”

短短一句话，却如同一道惊雷，在卫立煌心中炸响。他握着信纸的手，抑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太原结识的朋友”，这指的是1938年他与周恩来、朱德在太原彻夜长谈，共商抗日大计的往事。共产党没有忘记他！

韩权华凑过来，看到信的内容和落款，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周先生的信！他们还记得你！”

“嗯。”卫立煌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他还记得……他还记得当年在太原的彻夜长谈。”

几乎就在同时，蒋介石也得到了卫立煌在香港的消息。很快，一名国民党特使带着重金和蒋介石的亲笔信找上门来。

特使满脸堆笑，姿态恭敬：“卫将军，蒋公对您在东北的处境深表同情，知您有难言之隐。只要您答应即刻返回台湾，‘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和‘国防部长’的职位，都为您虚位以待。”

卫立煌坐在破旧的藤椅上，静静地听着特使的许诺。他没有看那些金条和美钞，只是盯着特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请你回去告诉蒋先生，我卫立煌这辈子，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受过奖赏，也受过冤屈。但我最不缺的，就是官帽子。”

他拿起桌上那封周恩来的信，轻轻扬了扬：“这里，有人情，有信义。这些东西，是你们给不了我的。”

特使悻悻而去。卫立煌对韩权华说：“权华，该做个了断了。”他下定决心，开始通过秘密渠道，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取得联系，商讨回归大陆的具体事宜。

第四章：延安暖阳，一件中山装的情谊

在香港做出回归抉择的那些个夜晚，卫立煌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到1938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那段延安之行的记忆，如同暗室中透进的一缕阳光，温暖了他此后数十年的坎坷岁月。

当时，他担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在山西领导抗战。出于对共产党及其游击战术的好奇与重视，他决定亲自访问延安。

当他的车队抵达延安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没有高大的城墙，没有林立的官邸，只有连绵的黄土高坡和一排排依山而建的简陋窑洞。中共领袖毛泽东，就在一个窑洞外迎接他。

卫立煌望着眼前这位在国民党宣传中被描绘成“青面獠牙”的“赤匪头子”，心中充满了惊讶。

毛泽东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袖口和膝盖处打着补丁，脚上是一双磨损严重的布鞋。他神采奕奕，笑容真诚，完全不像一个手握重兵的领袖，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学者。

“卫将军，一路辛苦！欢迎你到我们这穷山沟里来做客！”毛泽东伸出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卫立煌的手。

“润之先生，久仰大名。”卫立煌连忙回了个标准的军礼。

两人在窑洞里促膝长谈，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窑洞里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桌，几条板凳，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

毛泽东指着地图，从抗日战争的全局态势，谈到国际风云变幻，再到国共两党的合作前景。其见解之深刻，眼光之长远，令卫立煌越听越心折。

当卫立煌问到八路军游击战的精髓时，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笑着解释道：“卫将军，我们的游击战，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核心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这叫‘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卫立煌听得连连点头，心中豁然开朗。他由衷地赞叹道：“润之先生，您这‘论持久战’的思想，真是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啊！”

临别时，延安的天气突然转冷，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毛泽东见卫立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夹克，立刻转身回窑洞，拿出自己一件崭新的毛料中山装，不由分说地要给卫立煌披上。

“卫将军，天气冷，披上吧，千万别着凉。”

卫立煌连忙推辞：“这怎么行？这是您的新衣服，您自己……”

“拿着！”毛泽东的态度不容拒绝，他硬是把衣服塞到卫立煌怀里，爽朗地笑道，“我们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彼此！你在前线多杀一个鬼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卫立煌接过那件尚带着体温的中山装，手指触到细密厚实的布料，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他看着毛泽东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旧军装，再看看怀里这件崭新的中山装，一时间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

这件中山装，从此成了卫立煌最珍视的物品之一。

回到设在洛阳的第二战区指挥部，卫立煌对延安之行的感触依然久久不能平息。他立刻下令，打开自己的军需仓库，给八路军送去一批急需的物资。

副官拿着清单，面有难色地提醒道：“总座，这……这批物资数量巨大，有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还有180箱牛肉罐头……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恐怕会怪罪下来。”

“怪罪就让他怪罪！”卫立煌一拍桌子，态度坚决，“八路军是在打鬼子，是在为国家民族流血！我们多给他们一颗子弹，他们就能在战场上多消灭一个敌人！我卫立煌做事，凭的是抗日的良心，不是某个人的脸色！”

正是这次延安之行和这件中山装所代表的情谊，在卫立煌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香港那个困顿的时期，生根发芽，指引了他最终的人生抉择。

因此，当1949年，身在香港的卫立煌得知母亲在合肥老家无人照料，心中万分焦急时，他第一个想到可以求助的人，便是毛泽东。他颤抖着笔，写下了那封情真意切的信。他相信，那位在延安把新衣赠予他的“润之兄”，绝非无情之人。

事实证明，他没有信错人。当他很快收到母亲安然无恙、并得到当地政府妥善照顾的家书时，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都未曾掉过一滴泪的铁血将军，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夜。

第五章：归航与新生，历史的最终选择

1955年3月15日，香港维多利亚港晨雾弥漫。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豪华客轮鸣响了悠长的汽笛，缓缓驶离码头。

卫立煌和韩权华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渐渐远去的香港岛，在薄雾中轮廓模糊，仿佛他们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也随之淡去。

“权华，我们回家了。”卫立煌握着妻子的手，声音中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感慨。

经过周密安排，他们的归国之旅进行得十分顺利。客轮抵达广州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到码头迎接。

当卫立煌走下舷梯，看到码头上那个熟悉而亲切的身影时，他的脚步不禁加快了。周恩来也快步上前，在众人瞩目之下，紧紧握住了卫立煌的手，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你回家，俊如兄！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一声“俊如兄”，一声“欢迎回家”，让卫立煌瞬间热泪盈眶。他想起十七年前在太原的彻夜长谈，想起在香港收到的那封信，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终只化作一句哽咽的话语：“周先生……我……我终于回来了。”

不久之后，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接见了卫立煌。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迎上来，还是像在延安时那样紧紧握着他的手：“俊如啊，你可回来了！我们都盼着你呢！”

毛泽东特意让人准备了几道卫立煌爱吃的家乡徽菜，为他接风洗尘。席间，两人谈笑风生，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

“当年你在忻口那一仗，打得不错，给小日本狠狠上了一课。”毛泽东递给他一支烟，回忆起抗战往事。

卫立煌接过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延安的窑洞，想起了那件中山装，感慨万千地说：“润之先生，我这一生，戎马半世，到头来最后悔的，就是没能早点认清蒋先生的真面目，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摆了摆手，豁达地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嘛。你能回来，就说明你心里还是向着人民的。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国防委员会还缺一位副主席，我看，这个位置你来坐最合适，你看如何？”

卫立煌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向毛泽东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地回答：“立煌但凭党和国家的安排，万死不辞！”

归国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他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余热。

晚年的卫立煌，深居简出。人们常常看到他穿着那件珍藏多年、已经略显陈旧的中山装，在院子里散步。那件衣服，承载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和最温暖的记忆。

1960年1月，卫立煌因病重住进医院。毛泽东得知后，十分挂念。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派人买了两条鲜鱼，亲自送到医院探望。

“俊如，身体好些了吗？”毛泽东坐在病床前，关切地握着他消瘦的手。

卫立煌已经十分虚弱，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用手指了指床头叠放整齐的那件中山装，断断续续地说：“润之先生……这件衣服……我一直……一直留着。”

毛泽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眼眶不禁湿润了。他拍了拍卫立煌的手背，轻声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弥留之际，他依然紧紧抱着那件中山装，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那个寒冷的延安夜晚，感受着来自一位伟人手心的温暖。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卫立煌之墓”五个大字，在风雨中默默诉说着这位爱国将领传奇而复杂的一生。

而那件见证了一段跨越党派的真挚情谊、改变了一位将军命运的中山装，如今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它无声地向后人讲述着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关于选择、信仰和人性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