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所暴露的腐败问题，早已成为众人皆知的丑闻。然而，国民党高级官员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手段进行腐败行为的，这远远不能仅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八个字来概括。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与方法，可谓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

本文以三个典型案例为鉴，逐一剖析了国民党政权从高级将领的大规模贪污腐败，到基层军官的小规模贪婪行为，旨在揭示导致其从大陆败退至台湾的深层原因。

54军军长阙汉骞——驻扎兴城时拆毁工事，变卖钢材以聚敛财富；在攻打塔山战役中，挪用官兵军饷，中饱私囊。

“东进兵团”在塔山战役中遭遇挫败后，1948年10月16日，蒋介石乘坐专机从沈阳抵达葫芦岛，并在会议现场对阙汉骞进行了严厉斥责。

“你，汉骞，并非我的黄埔门生。尔乃蝗虫之徒，理应受此极刑！”

“塔山之战，堪称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孤注一掷的翻盘良机。由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与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若能分别从东西两翼成功对锦州实施增援，辽沈战役的战局恐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

塔山非山也，实乃坐落于锦西与高桥之间，北宁铁路沿线的一处宁静小村，居民不过百余户。

然而，这样一个看似易攻难守的微小村落，却成为了侯镜如指挥的国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长达6天5夜的激烈战斗中，逾10万大军之众的“东进兵团”竟然未能向前推进分毫。

参与攻占塔山的国军部队包括54军、新6军、62军、92军，以及独立第95师，共计九个师的兵力。其中，隶属于54军的部队包括第8师、第198师和暂编第57师，由阙汉骞指挥。

在众多战败的将领中，蒋介石为何独独责备阙汉骞，不提及其他人的名字？

原因在此！

在锦州战役正式拉开战幕之前，我国54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于锦西、葫芦岛以及兴城等地，严密布防。

驻守兴城的，是隶属于暂编第57师的部队。在这支54军下辖的三个师中，该师显得尤为独特，它是由交通警察总队以及伪军改编而成的一支混合编制的部队。

在暂编第57师进驻兴城并着手构筑锦西防御工事之际，师长朱茂榛与阙汉骞相互勾结，将用于修建工事的钢筋和水泥私自扣留，并将这些物资全部变卖以图私利。

显而易见，如此修建的城防工事堪比“豆腐渣工程”。

“既然无力扭转战局，不妨将这批钢筋水泥转换成现金，纳入我们自己的囊中。”

朱茂榛公然大胆地向阙汉骞进言献策。

1948年9月29日，东野部队对锦州西南的兴城发起了猛攻。彼时，东野的大炮威力惊人，面对那如同“豆腐渣”般薄弱的防御工事，暂编第57师守军根本无力招架，短短数小时内便迅速溃败。

整个团队遭受重创，两个团匆忙撤退，甚至师部亦被解放军一举拿下，唯有师长朱茂榛及其情妇，以及一名女上尉的机要科成员得以侥幸逃脱。

这不算什么，更离谱的在后头！

在第54军挺进塔山之际，全体将士已有四个月未曾领到军饷。

即便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然而对于源自土木工程系的54军而言，每月的军费却从未有过拖欠，始终准时足额地发放到部队手中。

54军军饷去向何方？

军长阙汉骞挪用了！

在此之前，驻守于锦西大凌河北岸的54军辖区内存留诸多日据时代遗留的冶炼与钢铁企业。随着战事日益临近，这些工厂均已暂停生产，整装待迁。因此，库存中的钢铁价格跌至低谷，然而交易货币仅限于美元与黄金。

阙汉骞与参谋长杨中藩合谋，将官兵的军饷兑换成金条，以此从钢铁厂大肆采购钢铁。随后，他们通过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协助，利用海军运输舰将这些物资秘密运送至天津和上海，以高价出售，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援锦计划”一经颁布，54军便被纳入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序列。随着大战在即，参谋长杨中藩向阙汉骞提议，从所获收益中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以补发前四个月的欠薪，以此提振军心士气。

然而，阙汉骞的视野极为狭隘，甚至于在发放军饷这一事宜上，也无法做到对待每位将士均等。

54军旗下的第八师与第198师，均为土木系的精锐之师，更是该军的中坚力量。故而，阙汉骞向这两支部队发放的军饷均为银圆。在那个通货膨胀、物价狂飙的年代，银圆依旧保持了其坚挺的购买力。

然而，对于这支由交通警察总队与伪军改编而成的暂编第57师，阙汉骞所赋予的，却是一连串自晨至夕不断贬值的金圆券。

这就过分了！

暂编第57师的战士们心中愤懑难平，私下里纷纷抱怨道：领低薪，难打胜仗。

此类事宜自是无法逃过保密局在各地设立的分站特务们的敏锐眼线，消息迅速传至高层耳中。

蒋介石下令严加彻查，然而一经深入调查，竟令人震惊，原来此案已无继续追查的可能。

首先，阙汉骞利用兴城城防工程剩余的钢筋水泥，以及通过挪用军饷在锦西大凌河低价采购的钢材，均借助海军司令桂永清的运输舰，成功运送至上海与天津。

其次，协助阙汉骞在上海与天津从事钢材倒卖的，正是扬子公司。该公司的掌门人，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孔令侃乃孔祥熙与宋霭龄的长子，而宋霭龄则是宋美龄的亲姐姐，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

第三点，扬子公司在天津协助阙汉骞进行钢材的非法买卖，由此事件进一步牵涉到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与35军军长郭景云。二人不仅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心腹爱将，更是情同手足的生死之交。

阙汉骞的贪腐案件，竟然波及到众多显赫人物，蒋介石不禁在心中细细权衡。

此刻正值用人之时，桂永清、陈长捷、郭景云等人物，自不必说，傅作义与孔祥熙亦在列，更有宋霭龄这位姑姐相加。蒋介石与这些人无不关系密切，无法轻易决裂，因此只得作罢。

最终，蒋介石只得在军事会议上，以塔山之战的挫败为借口，对阙汉骞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国民党溃败至台湾之际，阙汉骞于担任澎湖防卫司令官一职时，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职，最终得以安然渡过难关。此后，他逐渐淡出军界，深居简出，专心致志于修行佛法。

1972年11月11日，我国著名人士阙汉骞于台北辞世，享年71载，得以安详离世。

高位显官，贪念亦盛；低位官员，贪欲亦显——回顾1948年，那场震惊一时的第79军98师征兵贪腐风波。

自192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国民政府的行政风气尚算“清正”，与内战时期相比，贪污腐败的现象相对较少，堪称“廉洁”。

果真如此吗？

答案并非如此。在国民党政权中，无论是政坛还是军界，官员阶层早已深陷贪污腐化的泥潭，积弊重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从未有片刻停歇。

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蒋介石就“强征壮丁”、“侵吞士兵军饷”等争议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1942年9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于陕西召开了“西安军事会议讲评”。在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

“众所周知，征兵过程中冒名顶替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风气不正与征兵行政管理的不足。然而，部队接兵官员的舞弊行为，亦是不容忽视的严重原因。

譬如我部驻扎于老河口，需派遣军官前往四川执行征兵任务。然而，该接兵官在四川未能招募到规定数量的新兵，沿途更是放任新兵随意逃逸。更有甚者，若途中士兵不幸染病，更是不加理会，任意抛弃不顾。

如此一来，便节省了军需费用，尽数落入其接兵官的个人腰包。待至抵达老河口附近，为完成归队复命的使命，他们便不择手段地在周边地区强拉民众以虚报人数，以至于张冠李戴、冒名顶替的现象屡见不鲜。

众多新兵本系被临时强征入伍，为确保他们不擅自逃逸，军方竟以绳索将其束缚，犹如对待罪犯一般。如此景象，在沿途各处屡见不鲜。

数日前，我阅读了红十字会负责人亲自呈递的贵州实地考察报告，其中详细描绘了新兵输送的现状。阅读之余，我们深感愧对天地良心，对民众的信任、对部下的期望均感辜负。

报告人目睹，沿途的新兵们憔悴如饿殍，体弱无力，且伤病士兵比比皆是，气息奄奄。其中，不乏因病无法行走的士兵，他们被官长以枪决的方式弃于路边。据估算，原本从福建征召而来的千名新兵，抵达贵州时，仅剩不足百人。

此状况下，兵役署长是否知情？目前军政部在贵州沿线已设立多处合作站，派遣的站长又具体负责了哪些事务？

即便在全民抗战的年代已见此景象，那么在全面内战时期，情形恐怕会更加严峻。

1948年9月，第79军98师在完成从陕西安康至湖北南漳、宜城的搬迁后，该师部少校参谋赵益民受命率领师部特务连，启程前往贵州贵阳的师管区，以接收新征的兵员。

经过二十余日的跋涉，赵益民率领的队伍终于抵达了贵阳，对壮丁进行了点验，此次共有1083名员额。完成与贵阳师管区的交接事宜后，赵益民并未逗留，第二天便带领部队启程返回，全程未曾片刻停留。

一旦部队踏入黔地之外，赵益民即刻下令，将士兵们的每日三餐缩减为一餐，并且严令“对于逃兵，仅许鸣枪示警，不得进行追捕。”

这批壮丁大多遭受贵阳师管区的强制征召，手段粗暴，他们被迫从民间被强行拉走，入伍并非出自本意。加之接兵部队管理松懈，采取“只鸣枪，不追捕”的策略，队伍行进至湖南之前，已有超过300人设法逃离。

数日之后，赵益民踏入湖南境内，便以“形销骨立，瘦弱至极”为由，将200余名“不合格者”予以淘汰。

如此一来，原本的1083名壮丁，现已不足500人。

面对这一情况，协助赵益民少校完成此次征兵任务的特务连连长周琦上尉心中充满了不安，忧虑着返回湖北后难以向师部交代。

赵益民非但未曾显露出丝毫慌乱，反而显得异常镇定，他安抚周琦道：“你只需配合我，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数日之后，部队抵达洞庭湖畔的岳阳县，行将踏入鄂地。赵益民少校下令部队在此驻足，并指派特务连连长周琦上尉率领部下强行征召壮丁，以弥补壮丁数量的不足。

短短一周之内，周琦上尉率领的特务连在岳阳市强行征召了500余名壮丁，以此补充兵员，然而此举亦使得岳阳县境内弥漫着浓重的怨气，民众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

人手已齐，然而，那些适龄壮丁的姓名、年龄以及籍贯，却与接兵时所记录的花名册上所载信息不符。但这并未令经验丰富的赵益民少校感到困扰。

赵益民少校循着线索，将花名册上所缺失的五百余员额的年龄，与在岳阳强行征召的五百多名新抓壮丁逐一对照。他仔细观察，发现年龄相仿的，便将花名册上的名字逐一对应到这些人身上。

如此一来，新招募而来的壮丁们，便被赵益民少校强令更名。

纵然出身之地无法更改，然而战乱时期，流离失所的百姓比比皆是。在这岳阳所集结的五百余人，同样源自各地，五湖四海均有分布，涵盖各个省份。

在贵阳的兵员交接过程中，赵益民少校已在贵阳师管区的接兵花名册上郑重签名并加盖了指纹，总计1083名员额的名单，大致上已足以应对当下的需求。

最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迅速牢记“他们的名字”？

于洞庭湖畔的岳阳县城厢镇，赵益民少校精心组织了一场为期三日的“岗前集训”，针对这批即将踏上岗位的壮丁。

特务连将这1083名成员划分为90个班级，每班人数相若，其中一半由贵州招募而来，另一半则是岳阳地区强行征召的新兵。为期三天的“岗前训练”中，唯一的训练科目便是“队列点名”。

每当呼唤某人的名字，若其未能即刻应答“到”并迅速跑步至队列之外，一旁站立的老牌特务便即刻上前，给予一记响亮的耳光。

经过连续三天的训练，新入行的学徒们均已养成条件反射，对“自己的名字”铭记于心。

这些壮丁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既然他们不谙文字，那么被称为“张三”抑或“李四”并无二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名字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代号，与原本的“陈五赵六”相比，已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只需在长官呼唤新名时，应声“到”即可，如此方能避免遭受耳光之苦。

因此，在从贵州至湖北的3000余里路途，历时一个半月的返程过程中，那所谓的“1083名”壮丁的餐费开销削减了一半，而剩余的一半，则因由原来的三餐缩减为仅一餐，再度节省了三分之二。

赵益民少校此举堪称巧思，接手这批兵役，那1083名壮丁的45日口粮费用，逾七成资金被赵益民少校与周琦上尉私自挪用。

赵益民少校运用此类手段，已非一日之功。追溯至抗战岁月，彼时他尚是少尉排长，便已屡次被上级裹挟，参与此类事件，次数之多，难以计数。

谈及以军费为代价敛聚财富，以及通过虚报名册中饱私囊，国军军官们的手段可谓是独出心裁，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赵益民不过是效仿前人，照猫画虎而已。

然而，赵益民少校此番惯常的行事风格，却意外地遭遇了不测，不幸触发了险境。

鉴于该部队在岳阳地区大规模强征壮丁，激起民愤如潮，长沙师管区遂将此事紧急上报给了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上将。

程潜与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素来关系紧张。当听闻白崇禧所辖部队在湖南境内肆意妄为，程潜遂以一纸状书，将告发白崇禧的电文直接呈送至蒋介石的办公桌前。

案件复归华中“剿总”管辖，白崇禧委派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负责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

与程潜同乡的陈明仁，身为湖南人，对案件的处理毫不犹豫，立即亲自着手督办。案情本身并不繁复，加之特务连长周琦上尉为减轻自身罪责，选择自首以求宽大处理，对赵益民进行“反水”，这使得武汉警备司令部能够迅速查清事实真相。

1948年12月31日，岁末之际，正值新年前夕，因涉嫌挪用军饷，湖北武汉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对第79军第98师少校参谋赵益民及特务连上尉连长周琦执行了枪决。

国民党军队内部贪腐之风根深蒂固，从高层到基层，无不存在不同程度的贪贿行为。不论是大将还是小吏，都各自拥有各自的敛财伎俩与途径。其中，一些所谓的“狠角色”在事发后的所作所为虽然令人震惊，实则这种做法在业内早已司空见惯。

即便从编制角度来考量，不提新编师、预备师，甚至连补充师都不提，单就暂编师而言，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暂编师通常有多少人员？

8000人或10000人？

显然，编制名录中那些领取空饷的所谓“空职士兵”已至少达到4000人！

1941年12月，戴季韬少将，时任暂编第5师师长，被调任第9战区桂郴师管区司令官。与此同时，郭汝瑰参谋长接替了他的师长职位，执掌第5师帅印。

郭汝瑰长期位居中枢，深知军中账册造假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接任之际，他对该师的各项账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以确保前人所遗留的任何亏空不会落至自己头上，避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即便是在国军高层任职多年，亲眼见证过无数奇诡贪腐案例的郭汝瑰，在此次核查过程中，也不禁对前任师长戴季韬这位“猛人”的“发明创造”感到震惊，以至于浑身冷汗直冒。

尽管“吃空饷”在国民党军队中已是普遍现象，然而戴季韬如此无所畏惧，却是郭汝瑰首次亲身遭遇。

暂编第五师编制内共有员额超过七千名，然而实际在岗人数却不过三千余。

在这其中，空缺名额高达4000人，竟比实际人数多出近1000人。这一惊人的发现令郭汝瑰目瞪口呆，不禁对戴季韬这位前任领导心生“佩服”，其胆识之豪迈，实非常人所及！

此刻，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处于激烈进行之中，郭汝瑰深怕一旦揭露戴季韬的贪污行为，可能触发兵变，甚至导致叛国投敌的严重后果，因此，他并未向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报告这一事件。

此事最终无果而终。

直至郭汝瑰正式就任，方才揭露戴季韬不仅挪用军饷，更是盗用军粮。他甚至将分配的军需物资，如被服、食盐等，私自变卖，所得非法款项均被其与一众党羽私吞。

抗战结束之际，戴季韬于1946年9月毅然从桂郴师管区司令官的职位上提出退役申请，携带着多年辛勤积累的巨额财富，投身商海，着手创办实业，此后逐渐成为一方富甲一方的大商贾。

1976年二月，戴季韬于长沙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五载，不仅寿终正寝，更得以尽享高寿之福。

——所述情形，绝非孤立个案，实则反映了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实。这揭示了国民党高层官僚体系中的严重贪腐问题，以及军政要员们的堕落腐化真相。

细细算来，国民党自成立以来不足三十载，掌握全国政权亦不过二十载，竟堕落至此等地步，其失败可谓是必然之势！

腐朽终究走向衰亡，此乃历史规律，无论朝代更迭，皆无法规避！

“略通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史实者，若其心向光明，面对该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普遍腐败现象，无不选择站在蒋先生的对立面。

昔日的黄埔一期毕业生，国民政府京沪杭地区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晚年在与黄埔校友的聚会上，痛心疾首地感叹道：

“这位长者昔日既投身军旅，又涉足股市，曾是军政两界兼顾的佼佼者。当年，党国培育的众多将领亦多能文能武，军商并举。如此政党和军队，岂有不胜之理？

本文资料引自——

1、由郭汝瑰与黄玉章共同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秦孝仪编《蒋介石言论总集》

3、在1946年，魏德迈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其考察成果的正式报告，即著名的《魏德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