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载孙教授的研究与考证成果，仅作参考之用。

潘汉年案件的性质极为严重，所有关键性的决策均由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亲自制定。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潘汉年犯有一项罪行，即“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向国民党投降”。这一明确标注的时间点——“1936年”——实质上是以只有潘汉年本人方能理解的隐晦语言，向他揭示了被判处刑罚的缘由。

—— 孙果达

被誉为“红色间谍之王”的潘汉年，正是《伪装者》中的原型人物之一。他在历史上的真实事迹，或许比电视剧中的描绘更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色彩。

在国际共产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日本侵华军队及伪军等至少五个势力之间，普遍知晓潘汉年是位多面间谍。至于在这几方中，潘汉年究竟效忠于哪一方，却始终是个谜。

1955年，潘汉年因未上报与汪精卫的秘密会面而遭受牢狱之灾，事件波及范围广泛，使得潘汉年本人被囚禁达22年之久。直到他去世后的五年，才得到平反。这一过程中，组织似乎显得冷酷无情，对小事过度反应。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曾称潘汉年所犯的罪行“该杀”，那么潘汉年究竟有何罪行？

1955年，潘汉年被捕之后，王明为何迅速逃往苏联并直至生命终结都没有回国，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潘汉年的冤情究竟如何，待本文详尽考究之后，诚挚邀请各位一同参与探讨。

潘汉年事件在中共党史中备受瞩目，其案情错综复杂，实因与1936年的相关事宜紧密相连。

换言之，潘汉年自苏联归国未久，便不期然地卷入了西安事变，这为他后半生的波折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01

潘汉年回国使命

1936年初，胡愈之前往共产国际，就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他在《我的回忆》提及：

“我料想在莫斯科并无相识之人，然而抵达火车站时，迎接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参与西安事变。

潘汉年受王明指挥。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从左至右则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在胡愈之启程前往苏联之际，莫斯科的王明已于2月9日向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格拉姆·季米特洛夫秘密致信。

据悉，享有盛誉的同情中共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自香港启程，前往巴黎，其行旨在对苏联进行短暂访问与实地考察。

“我认为，让他前来苏联是适宜之举……借此机会，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关于近期抗日形势的演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新动态。”

“敬请通过联共（布）中央相应机构，办理其来访的正式批准手续。”

为及时了解张学良的最新动向，王明特地致信请求季米特洛夫予以批准，此举充分显示出他对胡愈之到来的高度重视。

胡愈之在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王明便邀请他一同陪伴潘汉年返回祖国。

胡愈之（右）和鲁迅

四月的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以游客的身份，悄然告别了莫斯科，踏上了驶往法国的国际列车。

他们的首站选择了巴黎，继而在巴黎乘车抵达马赛，随后乘坐轮船一路直航至香港，那时正值五月中旬。

根据《潘汉年传》一书，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披露，在潘汉年归国前夕，王明曾向他下达了一项任务：

他被赋予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独立前往祖国，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展开直接谈判。在此同时，他还被赋予了另一项使命，即在归国后竭力寻找位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及红军的领导机构，目的在于恢复自长征以来便中断的中央与共产国际间的秘密通讯联络。

为此，潘汉年特地在罗镜如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国际相关部门进行了为期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对新编密码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采用了强化记忆的策略，为的是回国后能够将这些方法提交给陕北党中央的机要部门使用。

专著前言指出：

“本书凭借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实、具体、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潘汉年波澜壮阔、异彩纷呈且充满坎坷的人生历程，并首次公开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显而易见，这两项任务在紧迫性和重要性上有着鲜明的区别。前者不过是双方在莫斯科活动的延续，需要长时间深思熟虑，逐步推进；而后者则是迫在眉睫的燃眉之急。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均全力以赴，努力建立双方的电台联络，中共中央更是分秒必争。

鉴于常识与逻辑，潘汉年归国后势必要直赴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密钥，以免生变。更何况，彼时宋庆龄已构建了上海至陕北的秘密联络通道，且不断为红军输送各类物资援助。

三十年代宋庆龄

李云回忆：

1936年春，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前往上海。

冯雪峰拜访宋庆龄时，首先对她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这份帮助让党中央与上海党组织迅速恢复了联系。

然而，潘汉年始终徘徊于港沪之间，《潘汉年传》记载道：

在香港暂作停留，以待南京方面的回音以及上海局势的最新反馈之际，潘汉年巧妙把握时机，拜访或约见在港的各路人士，热切地向他们宣扬中共关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其具体实施步骤。

非寻宋庆龄，亦未赴陕北，却徒耗光阴，从事那根本不属于其归国使命的宣传工作。

因此，细究潘汉年在港沪停留的时长这一核心事实，唯一合乎逻辑的推断便是，潘汉年的归国之旅实则附加了一项唯有他本人能够“独立”执行的秘密使命，并且这项任务必须在港沪范围内按时完成。

这情形迫使潘汉年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看似无关紧要的宣传活动，以掩盖他在港沪的真实意图。

潘汉年肩负的秘密使命，为何其重要性竟超越向党中央传递密钥和国共间的谈判？

02

潘汉年护送莫德惠。

事实上，潘汉年归国的首要使命，便是负责护送张学良的使者莫德惠，秘密前往莫斯科。

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于肤施（编者按：即今之延安市宝塔区）签署的协议，准许张学良派遣代表出访友邦，其代表将自欧洲启程。

5月12日，周恩来根据张学良的邀请，于肤施进行了新一轮的会晤。表面上是双方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但其核心实质，实为张学良在催促中共中央早日派遣代表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张学良

即刻指派张学良亲自负责，将中共代表邓发安全护送至甘肃、新疆，再经此前往苏联，全面汇报情况并部署援助事宜。

作为交换条件，中共中央亦需即刻派遣张学良的代表前往欧洲，再启程赴苏联。

五月的中旬，紧随第二次肤施会谈的脚步，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紧急指令，要求他负责护送李杜前往苏联。

据冯雪峰回忆：

“关于李杜与我之间的交往经过，我始终难以回忆起具体细节。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一关系是由董健吾所引荐的，然而，也有可能是经由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等人的介绍。我仅记得，抵达上海不久，大约是在1936年5月中旬，我已经与李杜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潘汉年与胡愈之亦抵达香港。

5月28日，冯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其中提及：“李杜将前往俄国与满洲的义勇军建立联系”，“他将于本周启程，届时将由我方介绍他至莫斯科，并接受那边的任务分配。”

1936年5月28日，星期四，标志着李杜即将在短短数日内启程。然而，冯雪峰并未提及毛泽东之子亦将同行之事。

冯雪峰与鲁迅合影

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苏联情报部外国情报部的负责人莫斯柯文，向斯大林呈递了一份专项报告。报告中提及，李杜化名为王原华，带领一行六人，其中包括三名儿童，他们请求前往莫斯科，与苏方就援助东北抗日事务进行商讨。

此份报告经苏联情报部门操控，并得到斯大林的直接首肯，故而李杜的行程被迫临时取消。

冯雪峰彼时并无电台可用，唯有通过书信途径进行汇报。显而易见，下达停令的并非中共中央，而是潘汉年之所致。

最大的可能性，且完全符合常理，乃是潘汉年已通过宋庆龄与冯雪峰建立了联系。毕竟，在香港与上海的宋庆龄之间，潘汉年以电话进行联络，既安全又便捷。

李杜前往苏地的行程临时搁浅，按常理推断，张学良应感到不悦。然而，事实却与预料相反。

6月10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将前往苏联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发送至兰州，以便他顺利进入新疆。他不仅亲自为他办理了所有手续，而且其热情洋溢的态度，令中共中央深感意外。

张闻天在向王明发送的电报中提及，张学良“再次发电报并致信于盛世才，其热情洋溢的程度尤为值得关注。”

张闻天或许并不知晓，张学良内心澎湃的兴奋，源自他即将前往上海，进行一场秘密的会晤，与潘汉年会面。

确实，对李杜之行所引发的变动，不仅需向张学良作出交代，后续的举措亦亟需得到张学良的协作与配合。

李杜（右）

担当此任务，唯有潘汉年。

张学良送走邓发后，即刻飞往上海。

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发表文章指出，当张学良抵达上海之际，正值“两广事变”烽火连天，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担忧，他决定将专机停靠于上海。为此，他特地叮嘱刘鼎通知上海的秘密中共党员，在必要时提供援助。

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向王明寄出了一份加密信件，信中载有四项关键信息：

首先，我们成功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现已与张学良达成一致，并在其处设立了我们的代表。”

所谓“达成协议”，实则意味着王明与张学良已就共识达成一致，并商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此让王明安心。

其次，我们与冯雪峰同志取得了联络。冯雪峰同志，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也是中共的老党员。近年来，他在苏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一点，王明同志有所提及。目前，冯雪峰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已经从苏区被调派至上海。

在这句话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王明亲自为冯雪峰身份所标注的说明。

王明对冯雪峰的情况了如指掌，至于潘汉年，自不必多言。王明亲自批注，显然是为了让那些对冯雪峰不甚了解的上级能够明白。那么，王明究竟打算将潘汉年的秘密信件展示给何人呢？

唯一可行的解释，非斯大林莫属，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此事一无所知。

三是任务进展顺畅：冯雪峰同志正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携手，派遣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经法国前往苏联。与他们同行者，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以及一位女共产党员。据悉，他们已于30日启程（或将启程），途径香港，继续前行。

1940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疗愈其手臂创伤之际，携同邓颖超女士一同探访了国际儿童院，期间亲切地见到了毛岸英（位于右一）与毛岸青（位于右三）。

此段落蕴含三层意涵：潘汉年并未公开露面；其掩护策略涉及真假代表的巧妙布局；且其安全性极高。

此外，潘汉年的这封密信至少揭示了三个关键问题：

鲍格莫洛夫涉事。

鲍的身份对外公开，系苏联驻国民政府的大使，然而，潘汉年的私密信件揭露了他隐藏的身份——斯大林在中国的全权使者，这与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如出一辙。

王明将潘汉年的密信呈递给斯大林，此行为实则昭示了王明直接向斯大林汇报的关系。

次之，潘汉年竟舍弃了与共产国际直接沟通的电台，转而选择以加密信件的方式向王明单独汇报，这充分显示出此事的机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这也足以证明，潘汉年所承担的任务并非源自共产国际，而是直接由王明所委派。

尤为重要的是，王明明确指示潘汉年必须仅与他单独联络，以防止消息泄露。

第三点，鉴于冯雪峰当时的身份，他与鲍格莫洛夫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直接的联络。

由此可见，潘汉年成为了王明、鲍格莫洛夫、冯雪峰以及张学良之间至关重要的唯一联络桥梁，其地位无可替代。

中共中央对真伪代表一概不知，甚至难以排除遭遇了有意的误导。这主要是因为李杜在1936年年底返回上海，其公开的说法是因日本方面的反对而未能取得前往苏联的签证。

于是，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12月15日毅然决然地断言：

“自张学良撤离东三省以来，我们与他便失去了任何联系。”

如今审视，苏联情报部门急切地促使莫德惠尽快抵达莫斯科，此举显然是为即将推行的联蒋政策提供情报支持。

莫德惠与苏联外交部加拉罕

1936年8月的初期，潘汉年抵达了西安。得益于7月下旬莫德惠的顺利抵达莫斯科，圆满完成了那项艰巨使命，潘汉年这才安下心来，踏上了前往西安的旅程。

张魁堂在《党的文献》发文称：

在潘汉年首次逗留西安的尾声，张学良几乎是日复一日地与潘汉年会晤，交谈无有不尽。每当涉及红军北征的话题，以及前线的军事情报，张学良都会慷慨地将其呈送潘汉年审阅。

历经一次圆满的合作与令人振奋的互动，张学良在遇见潘汉年时，自然流露出极高的热情与深厚的信任。

8月9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的驻地保安，圆满完成了密码传达的使命。

不久之后，潘汉年获得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随即着手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

据此反推，潘汉年于港沪逗留的近三个月间，实则肩负着护送莫德惠的秘密使命。

自此，未见任何资料显示潘汉年曾就此事件向中共中央进行过汇报。至于张学良，更是未曾向中共中央透露其代表已秘密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甚至于八月底，他还特地派遣共产党员栗又文前往新疆，以联络苏联事宜。

栗又文回忆，苏联顾问称：

您的形势分析报告已经转交给了斯大林同志；关于贵方所提出的援助需求，并无异议，我们将在平凉设立一座兵工厂。

实则栗又文或许并未明了，张学良特意派遣他前往新疆，与其说是为了寻求苏联的援助，倒不如说这是在向中共中央表明，他与苏联并无任何关联，这样的举动更确切地起到了掩护其早已抵达莫斯科的代表的作用。

的确，苏联若欲将张学良提供的情报价值发挥至极致，便需巧妙规避中共中央的察觉。

毋庸置疑，自莫德惠启程前往苏联起，直至共产国际于8月15日正式向中共中央发出联合蒋介石的指令之际，有关中共中央对苏联新政策的真实立场以及与张学良密切交往的宝贵情报，便接连不断地被传送至莫斯科。其潜在影响，显然不容小觑。

斯大林

03

潘汉年的被捕

莫德惠悄然前往苏联，对中共中央构成了重大威胁。与此同时，潘汉年始终保持着缄默，这一态度似乎与他日后被指控入狱的罪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以下的事实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1955年三月下旬，在七届四中全会落幕之后，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发出号召：

“凡曾与高、饶反党联盟存在某种联系或关联的干部，以及那些在个人历史中存在需向中央说明的问题者，均应主动向中央汇报，或以口头方式，或以书面形式，详尽阐述。”

潘汉年深受震动。

4月2日，潘汉年将1943年与汪精卫会面未及时汇报的详情，整理成书面材料呈交给了陈毅。

潘汉年、陈毅

杨尚昆在《党的文献》发文称：

毛主席审阅完材料后，怒不可遏，遂批示道：“此人自此不可再予信任。并下令即刻对潘汉年实施逮捕，于4月3日指定公安部负责执行。”

据此，潘汉年被确认为潜伏于中共内部的“内奸”。

毛泽东的批示颇具深意，“从此”二字透露出毛泽东先前对潘汉年的沉默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抱有期待。然而，目睹潘汉年至今仍在庇护王明，他特意点明的事项竟然涉及与汪精卫的会面，这才使得他勃然大怒。

换言之，毛泽东的“震怒”并非源于潘汉年在历史上曾与汪精卫有过会面却未及时汇报。至于“内奸”这一罪名，人们惯性思维往往将其与国民党挂钩，却未曾料想其竟与苏联有所关联。

1955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逮捕饶漱石与潘汉年的决定。

毛泽东在会上说：

以潘汉年为例，他在党内服务多年，与他的交往之广，众人皆知。有人戏言，与“老虎”同眠，若不知其真面目，岂非眼盲心盲？

然而，一旦识破他的真面目为“老虎”，我们的眼神便应焕发光芒，果断与他划清界限，协助党组织予以揭露。切勿因曾与“老虎”同床共枕而心生顾虑，以致丧失了一名党员应有的坚定立场。

毛泽东呼吁党内成员共同揭露诸如潘汉年这般的“老虎”，实则锋芒所向，直指因病缺席会议的王明。

自左而右：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上海解放之际）

1950年，潘汉年与董慧携手华东统战部同仁，在上海大厦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左起第四位是潘汉年，第五位则是董慧。

1953年12月9日，王明归国，遗憾的是，他并未参与上述几次关键的会议。

有人致信毛泽东，对王明缺席检讨会的行为提出批评。

“这债沉重且多，未偿还。”

毛泽东将信转交给了王明，显然潘汉年的被捕已对王明构成了严重威胁。

不久之后，王明以疗疾为名远赴苏联，此后音讯全无，直至1974年在莫斯科因病离世。

王明、孟庆树

在这20年间，王明在苏联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大肆恶意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哪些人不予处决？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即便是被俘的战犯如宣统皇帝、康泽，也不予处决。他们之所以不被杀，并非他们没有可被处决的罪行，而是考虑到处决他们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私下会面，并未对中共中央构成实质性损害，故而即便未予汇报，亦不应遭受极刑之罚。

然而，毛泽东公然宣称，潘汉年“固然罪孽深重，却非无可恕之罪”，其言外之意显然另有所指。

毛《十大关系》演讲

04

西安事变，潘汉年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潘汉年的名字。

此类人物如潘汉年，一旦下手，杀戒既开，与之类似者亦难免遭此厄运。

杨尚昆谈毛泽东讲话：

“事实上，早在30年代，潘氏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背叛了党派，转而投向了国民党。”

显而易见，毛泽东在“30年代”便已断然指出潘汉年沦为“内奸”，犯下“罪该万死”的严重罪行。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然而对于不知情者而言，其真意往往难以领会。

潘汉年案件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所涉历史背景只能意会，却难以用言语明言。

此外，鉴于莫德惠当年赴苏之行极为机密，知情者寥寥，除了王明、张学良、莫德惠本人以及潘汉年，唯有李杜或许略知一二。毕竟，他当时未能踏入苏联，且对莫德惠的“失踪”情形必定有所察觉。

张学良在台湾被软禁时，莫德惠探望了他。

然而，仅此而已。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杜早在1956年8月便已离世。因此，除了潘汉年之外，无人知晓此事的真相，而潘汉年亦一直缄口不言。

“该案始终在中央职能部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所有重大决策均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集体作出。”

196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提交的相关报告予以了正式的批示：

潘汉年，一名长期潜伏于党内的隐蔽敌人，其罪行之重，堪比罪不容诛。鉴于问题系内部揭露，故而对其从宽处理。 （《潘汉年传》，第368页）

此批示精准到位，不仅点明“应予处决”，更着重指出系“内部自查发现”，明确声明与潘汉年主动坦白的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无涉。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审阅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所载的三项“罪名”中，首条便是认定其“于1936年国共谈判期间向国民党屈服”。（《潘汉年的一生》，第267页）

该条款所明确标注的时间节点为“1936年”，实则是以唯有潘汉年方能领悟的隐晦言辞，向他透露了被判处刑罚的缘由。

至于这一理由的来源，与前文所述“从内部查出”以及毛泽东的“震怒”联系起来，其含义自是显而易见。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

“承受耻辱，忍受羞辱，为人之痛，更显分明。”“岁月又至年终，岁末时分，那段难忘的延安往事，依旧历历在目。”（《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潘汉年似乎又勾起了往昔西安事变的记忆，那王明与鲍格莫洛夫的身影跃然心头。他心知自己承受了别人的罪责，却苦于无法辩白。

“十五载情缘难断，结局如何唯天可鉴！”“相恋终成遗憾，此生无奈如何了结。”（《潘汉年诗文选》，第29页）

原本应是“相恋”之举，却未曾料想竟演变成“遗憾”的结局。那难以言喻的“天意”与“无奈”即将伴随终生，成为永远的遗憾。

“猛然间狂风撕裂了并飞的翅膀，何时才能期待明月再圆？”“即使生死无悔，也心甘情愿称颂我所钟爱的一切，这一生何时才能再与亲人相见？”（《潘汉年诗文选》，第26页）

他与革命事业并肩作战，为之献上的深情厚意，即便生死相许亦无悔意，然而，他不禁困惑，何时方能“破镜重圆”，再次拥抱并坚信那份无私的“爱”。

若是如此，亦真切地映射出潘汉年当时那难以启齿、无处倾诉的内心隐秘。

潘汉年与董慧

05

平反昭雪是对的。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则旨在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一举措，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固然，潘汉年同志的错误亦不容忽视。

首先，他对自己面临的风险有着清晰的认识，理应摒弃侥幸心理。然而，他却私下会晤汪精卫，试图试探风向，此举不仅激怒了毛泽东，更将自己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使得辩解变得异常困难。

然而，一个关键的失误在于，作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同时也是促成莫德惠访苏事宜的实际推动者，他理应不迟缓地向中共中央及时上报这一关乎全局的重要情报。否则，一旦事态有变，他所需承担的责任和嫌疑之重，实在是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潘汉年的失误是在极端特殊的环境下产生并演变的，中共中央以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态度发布的平反文件，使得潘汉年得以如愿以偿，最终得以与党和人民重修旧好。

来源：凤凰网